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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文具如今玩物,是惊艳了时光还是温柔了岁月?

创建日期:2021-07-19

  文房四宝起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公元 420-- 589年),提起文房四宝,几乎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它是指笔墨纸砚,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房四宝总是同文人士大夫的书斋生涯相关联,乃是文人雅士挥毫泼墨、行文作画必不可少的工具,古人有“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之说,精美的文房用具,在古代文人眼中,不只是实用的工具,更是精神上的良伴。古人使用的文房用具极为考究,它除了工艺精妙还具有文人气息,是诗书画与工艺的高度结合产物。文人将其精神追求反映在器物之中,尤其是不少名家旧藏的物件,其上铭文、书画将物主人的思想、人生追求、文人之间的交情等体现出,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收藏。

  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像中华民族的文化那样同自己的书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人像中国古代的文人那样把自己的书具视如自己的生命或密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人雅士对工具的选择,自然是非常重视的。而传统书具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神韵,体现出人类文化与大自然的高度和谐,把文人士大夫的情趣表达得回肠荡气,乃至于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

  在南唐时,“文房四宝”特指安徽宣城诸葛笔、安徽徽州李廷圭墨、安徽徽州澄心堂纸,安徽徽州婺源龙尾砚。

  宋朝以后“文房四宝”则特指宣笔(安徽宣城)、徽墨(安徽徽州歙县)、宣纸(安徽宣城泾县)、歙砚(安徽徽州歙县)、洮砚(甘肃卓尼县)、端砚(广东肇庆,古称端州),元代以后湖笔(浙江湖州)渐兴,宣笔渐衰。

  安徽宣城是我国文房四宝最正宗的原产地,是饮誉世界的“中国文房四宝之乡”,所产的宣纸、宣笔、徽墨、宣砚举世闻名,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追捧。

  在古人的心目中,它不只是一支伸手即来、挥之即去的“毛锥子”,而是具有某种意蕴、值得依恋的伴侣,或者说,它本身就代表着文明,是文化人及其形象、事业的化身。尖齐圆健为笔之四德,可以用来描述文士心怀:尖,敏锐的文心;齐,平易的眼界;圆,兼收并容的气度;健,自强不息的精神。

  笔是作为一种书写工具而进入文人的生涯。文人把自己的生涯称作“笔耕”,既体现出文人同书具的关系,又能表明这生涯的艰辛。梁代任昉在《为萧扬州荐士表》中说,“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养”是生计之事,“佣书”是替人抄书,借此谋生,“成学”则是副产物,所以笔耕首先意味着清贫。清戴名世《砚庄记》中说,世人把教书卖文称之为笔耕,意即以笔为锄耒,以砚为田供给生计,是贫穷之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自称笔耕,往往有无可奈何的意味。也有的文人把笔耕当作重要的文化事业,而不只是单纯的谋生手段或无可奈何的选择。不少家境贫寒的文士为了笔耕的文化事业,不惜出卖劳力,以换取笔耕所需的书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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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于文人是一种耕具,于社会则是一种兴旺发达的象征,所以国家有郑重的赐笔仪式;于家族是发达的标志,于人与人之间是祝福的信物。而且这笔还是爱情的信物。文士之间互赠笔墨等早就成为风气,有关的酬唱之作比比皆是,不外友情和理解之意。

  爱好纸笔也被看作是美事。《艺文类聚》引《魏志》说,甄后九岁时,喜爱书写,常用其兄之笔砚。别人为以为然。甄后却说,古代贤德女子都要关心当世之事,不会读书写字,怎么能知道这些呢?民间风俗,婴儿满周岁,父母即陈列多种物品,看其抓取何物,以试其志趣、智愚等,名曰“抓周”、“试周”。男孩列文武之物,女孩则列针红厨具等。其文具自然少不了书具。

  只要能同笔墨纸砚在一起,就能心通人间天地,与民族文化同在,与沸沸扬扬的时代同在;就能播种希望,收获理想,即使孤独也不乏充实,在黑暗中也能看得见光明,在绝境中也能奋起。文人士大夫赋予了书具深沉含蓄的魅力,书具则成就了文人温文儒雅、挥洒激扬的风姿。

  书具同文人士大夫水乳交融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书画艺术无与伦比的意蕴,民族崇尚文化的传统则使笔墨纸砚在一代又一代的承传中变得愈加完美和精致,即使单独作为艺术品,也可以令人痴迷而把玩终日,作为古玩或摆设,更具有收藏价值。

  敬惜书具的教育,在中国历代的启蒙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带有敬若神明的意味。《山谷题跋·子弟诫》中说:“吉蠲笔墨,如澡身浴德;揩试几研,如改过迁善。败笔涴墨,瘝北子职。书几书研,自黥其面。惟弟惟子,临深战战。”大意是说,爱惜笔墨,要像保持身体的清洁或品德的高尚一样。收拾书桌研台,要像改过向善那样,一要彻底,二要完美。把笔弄坏或墨污了什么地方,便是一种失职。搞脏了书案书研,就如同弄脏了自己的面目那样难堪。所以,希望弟子们千万要小心翼翼,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一句话,爱护笔墨,要像爱惜自己一样。

  朝廷赐予书具,是一项郑重庄严的仪式,体现出极高的恩宠。人与人之间,互赠书具为人们之间最亲密的表现之一。稍有身分的人死了,随葬品中少不了书具。至今有的地方,嫁妆中也有笔墨等书具,以祝愿生子有文思、文才。这一切,都能体现文房四宝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地位是其他民族所不能比拟的。

  由于民族崇尚文化,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历来领导着时代文化生活的潮流。不论在经济繁荣还是衰落的时代,文人士大夫总是主宰着民族的精神。文士不论什么时代,总是以精神贵族自居,或指点江山,或品藻人物,或激扬文字,或超然物外,左右着时代的风尚。文人士大夫的爱好通常成为社会的文化需求,形成了一个时代独有的文化市场,许多笔墨纸砚的工匠、商贾因此参与了文房四宝文化的建设,并留名书册,垂之后世。而文人士大夫的好往往标志着一个时代民族文化的水平。

  笔墨纸砚在唐代的类书中有专章记述,显然同文士的社会地位相关。即使文士的命运时有沉浮,笔墨纸砚及文士的社会地位却没受到影响。这表明崇尚文化及文治的精神一直贯穿于民族的历史,塑造着民族及国人的精神风貌。人们痴迷地珍爱自己的书具,则显示出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无限依恋。在宋代,富商豪贾有的是,却远不及笔工诸葛高、墨工潘谷等被人尊重,因为他们于文化有功,即能够留名至今。这又说明中国并无轻视技艺的传统,只要这些技艺有助于文明礼治,不背离传统的需求。

  笔墨纸砚作为华夏文化的象征,一直引导着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在文化昌明的时代,只要一提起笔墨纸砚,人们就会联想到国家的礼治和文明,联想到书香门第的儒雅,联想到典章文物的辉煌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潇洒,等等。总之,它们代表着秩序,代表着身分以及代表着世世代代所崇尚的文化。因此,它们身上体现出不可思议的力量,甚至可以作为偶像加以膜拜,人们为之歌哭,为之痴迷,甚至为之殉身。

  凡是读书人,无不有文房四宝,而且各有相当考究的文房四宝,因为这是他必需的工具。从启蒙到出而问世,离不开笔墨纸砚。现在的读书人,情形不同了,读书人不一定要镇日价关在文房里,他可能大部分时间要走进实验室,或是跑进体育场,或是下田去培植什么品种,或是上山去挖掘古坟,纵然有随时书写的必要,“将文房四宝摆设起来” 的那种排场是不可能出现的了。至少文房四宝的形态有了变化。我们现在谈文房四宝,多少带有一些思古之幽情。

  如今,人们又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古代的文化遗产成为普遍关注的对象,似乎意味着某种觉醒和寻求。除了专门从事中国书画艺术的人员外,文房四宝也受到普通百姓的喜爱。艺术工作者重视它们,是由于文房四宝同中国的书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离了它们,中国书画就不能表现出自己的神韵。普通的人喜爱它们,是由于其中包含着无穷的文化魅力,即使不使用放在书斋里作为摆设也让人快意,作为古玩来收藏,也可以令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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