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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与北魏的拓跋皇室

创建日期:2021-09-06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6公里的武周山南麓。这处世界文化艺术宝库始凿于公元5—6世纪的北魏王朝时期,是中国第一座开凿于首都附近的封建帝国皇家佛教石窟寺院,也是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

  石窟依山开凿,规模宏伟,自东迄西约1公里的山崖上,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4个,各类佛教人物造像59000余尊,各类龛式、塔形和纹样20000余处,雕刻面积达18000平方米。云冈石窟艺术以规模宏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内涵丰富而驰名中外;以典型的皇家风范造像而异于其他早期石窟;以融汇东西、贯通南北的鲜明的民族化进程为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使得云冈石窟成为中国石雕文化艺术静默厚重的言说者。参观云冈石窟到底要看什么?

  云冈石窟作为佛教艺术之宝库,和其他石窟艺术一样,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佛、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创造出来,因此它与同时代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佛教石雕造像而言,云冈石窟是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最主要部分,其细腻而深刻的艺术表现力,不仅来源于佛教经典的说教,更来源于佛教及其艺术的发源地印度以及周边各佛教艺术流派的生成和发展,成为公元5世纪之前世界佛教石雕艺术的集大成者。作为世界三大佛教石窟之一,云冈石窟的佛像雕刻,结合印度秣菟罗、犍陀罗艺术风格的雕刻手法,较为系统完整地记录了佛教中的各种人物形象。其中典型佛陀形象包含露天大佛、三世佛、二佛并坐、七立佛、四方四佛、阿弥陀佛、千佛等。 而说到云冈石窟煌煌近6万尊佛造像,人们印象最深的便是露天大佛。大佛像位于第20窟,该窟之前立壁早在洞窟竣工不久就已坍塌,使佛像露天而称“露天大佛”。尽管南壁崩塌,已经露天的佛像也比昙曜五窟其他洞窟前壁向南突出一些,使佛像格外引人注目。同时,由于露天大佛的石头略呈白色,历史上曾经有过“白佛爷”的俗称。大佛高13.7米。肉髻高耸,面相方圆,两耳垂肩。眉目细长,两眼炯炯有神。鼻直口方,蓄八字须,嘴角微微上翘。双肩齐挺,胸部厚实。内著僧祇支,外穿袈裟袒右肩,衣纹厚重,似仿毛质衣料而就。该造像身材魁伟,体型健壮,身体略略前倾,更显居高临下,威武慈祥。由于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云冈石窟早期雕刻的艺术精神,因而成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游人来到这里,多有留影,这一形象成为云冈石窟“出镜率”最高的佛像,被称为云冈石窟乃至大同市的“形象大使”、“外交大臣”。从这尊云冈典型佛像的塑造中,人们不仅看到了佛陀的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种种体现,同时也看到了佛像的创作者的艺术创造的价值是多么伟大和辉煌。在这里,有佛教艺术造像的传统,也有北魏时代精神的体现;有佛陀造型的精确完美,也有拓跋鲜卑的威武剽悍;由于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云冈石窟早期雕刻的艺术精神,因而成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品。作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露天大佛不仅表现了佛教经典中所述佛像的优秀形式品格,更集聚了佛像产生数千年来的艺术创作精华。

  创始人 云冈石窟的创始人——昙曜,在文献中对这位高僧的记载非常简短,但是他留于后人不仅仅是佛法,更是一座伟大石窟。 昙曜的一生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从北魏初期的佛教隆盛、太武时期的大肆灭佛再到文成帝的佛教复兴,他始终以大无畏的气度,展开一连串复兴佛教的工作,无论在政治、经济、教化、艺术或译经,都将佛教带回复苏、繁荣的景象,可谓为北魏复佛的一代法将。 昙曜年少出家,是凉州著名的禅师。太武帝灭北凉之后,北魏佛教因此兴盛起来。但由于佛教与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发生了冲突,太武帝听信宰相崔浩及道士寇谦之毁佛扬道之词,很快放弃了对佛教的支持而转向道教,并将年号改成“太平真君”,在太平真君七年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一时间腥风血雨,难及佛门,很多佛寺被毁,僧人被杀。当时能保持节操并勇于护法者很少,此时的昙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护法”,并且“誓欲守死”。后经皇太子再三劝喻,才怀着复法的志向离开平城,前往中山避难。 太平真君十三年太武帝逝,文成帝即位,复兴佛教,文成帝复法的第二年,昙曜奉诏赶往平城。路上巧遇文成帝东巡的车队,御马见到昙曜,上前张嘴衔住他的袈裟再不前行,众人皆叹。文成帝细询之后,知道是奉诏赶回的昙曜,于是奉以师礼。这就是名播释史的“马识善人”的故事。公元460年,受皇帝委派,由昙曜主持,在武周山凿石开山,雕凿佛像。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大规模凿佛运动开始。现在石窟里的第16窟至第20窟就是当时昙曜主持开凿最早的五所大窟,即著名的“昙曜五窟”。 昙曜,一个僧人,在当时诡谲奇变的政治风云中,做了别的僧人无法企及的事情,他在武州山的岩壁上创造了“皇帝即是如来”的政治神话,实现了佛教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治理想。云冈石窟光照千秋,使古老的东西方艺术在大同这块热土上完美结合,成就巨制。理所当然,这位智者大德,应得到我们整个文化史的尊重。

  历史 千年前的北魏,历史悠久绵长,北魏王朝是由一个少数民族鲜卑族建立起来的。鲜卑是我国东胡系统的少数民族之一。拓跋鲜卑本是鲜卑地处最东北的一支,亦称北部鲜卑。

  公元386年,拓跋珪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改年号登国,定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平叛战乱、稳定了北魏政权。

  公元396年拓跋珪称帝,并一举消灭燕国。于398年七月把都城迁往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拓跋珪定都平城后,将平城改称代都,开始对平城进行大规模的营建。

  公元409年,道武帝长子拓跋嗣登位,为明元帝。他在位期间,“隆基固本,内和外辑”,巩固了北魏的政权,增强了国家实力。

  公元423年,明元帝病故,太子拓跋焘继皇帝位,为太武帝。执政后的太武帝,一改道武帝、明元帝时被动防御策略,坚持主动进攻的方针,北讨柔然,解除后顾之忧;西征大夏,克定关中;出兵和龙,攻灭北燕;439年,消灭北凉,完成统一北方大业。通过这一系列的战争,彻底消灭了北方的割据势力,使长期分裂的黄河流域重归统一。十六国时代结束,北朝正式进入历史舞台。

  公元452年,太武帝的皇孙拓跋浚入宫,继承皇位,改元兴安,是为文成帝。文成帝继位后崇尚佛法,恢复了佛教的合法地位。453年,佛教全面复兴。和平初,高僧昙曜奉旨于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从而揭开了大规模营造武州山石窟的序幕。

  公元465年,文成帝病死宫中,拓跋弘继位,是为献文帝。

  公元471年,献文帝让位给4岁的儿子拓跋宏。冯太后掌握朝廷大权。

  公元476年,孝文帝继位,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和”,文明太后被尊为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

  公元490年9月,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

  公元494年二月,孝文帝正式发布迁都令,北魏正式迁都洛阳。北魏统治下的中原,以汉族为主,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魏孝文帝在政治和社会风俗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消除鲜卑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即封建化,在服饰、语言、丧葬、通婚、吏治、门阀等制度方面都有相关的汉化规定。这些改革促进了北方各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顺应了时代潮流,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大融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鲜卑贵族汉化的加深,北魏统治者日趋腐化,吏治逐步败坏。公元523年,爆发了六镇起义将北魏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从此内乱不止。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由高欢控制的东魏和宇文泰掌握的西魏,北魏灭亡。 北魏王朝自386年拓跋珪建国,至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在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北魏在平城定都的97年里,是鲜卑族和北魏王朝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当时平城大同人口百万,商贸繁荣,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成为北魏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云冈石窟就是在这最辉煌的时期应运而生。

  佛塔 佛塔,亦称佛图、浮屠,源于印度的“窣堵坡”,在佛教意义上,是埋藏佛舍利的地方,所以也叫“冢”,象征了佛的涅槃。因此,“窣堵坡”是印度早期佛教艺术最重要的塑造对象,也是佛教徒礼拜的主要对象。

  早在佛教石窟寺产生之前,佛教的最主要艺术形象就是塔,所以对塔的礼拜一直没有中断。直至今天,在有佛教信仰的地方,均将塔作为重要的佛教崇拜物。在云冈,佛塔不仅数量大,而且表现形式多样化。这些塔形雕刻遍布于窟内洞外,出现在壁面高台。有雕刻在双窟外的圆雕塔和高浮雕塔,亦有雕刻在洞窟内的中心塔柱和壁面浮雕塔。 首先,出现最早的是继承佛教石窟寺传统的方形塔,并且这种方形塔没有被用来当作主要的雕刻内容加以突出表现,只是作为龛间的装饰图案使用。这一点,我们从第7、8窟和第9、10窟中看得非常清楚。其次,在出现了中国传统瓦垄屋顶覆盖的屋形龛的之后,以中国传统瓦垄屋顶覆盖的阁楼式佛塔逐渐取代了方形塔的地位,在中晚期洞窟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再次,无论作为装饰形式出现的双塔和龛间塔,还是作为独立形式出现的、被用来作为主要内容加以供养的单独瓦顶层塔,它们多出现在中心塔柱洞窟中。以上我们进行典型介绍的壁面层塔,均出自于第1、2窟,第6窟和第11窟等洞窟中。云冈,是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表达。 塔,雕凿起来的时候,历史于参差错落间,多了让人寻味的亮色。面对皇家的浩大,在云冈,寻石窟中的几座塔,那只是透过历史的门镜,看到一个叫北魏的朝代。

  早、中、晚三期雕刻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世界万物瞬息万变,北魏王朝,在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云冈石窟便为我们架起了通往北魏的桥梁,使我们有幸与先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大佛双眸对视的瞬间,历史的过往,有如电影阑珊的片段纷扰而过,北魏佛教的蒸蒸日上,鲜卑人的激情与狂热,那仅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打造出的雕刻王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更为璀璨夺目。

  从文成帝和平初(460),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止,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定都平城时期的艺术杰作,是拓跋皇室倾其国力,用长达64年的时间精心营造的艺术殿堂。

  早期的开山之作——昙曜五窟,其整体特点是洞窟高大,佛像雄伟,洞窟内主像形态各异,魁梧伟岸。也许是千年的石佛吸取了天地的灵气,又或是万尊雕像包容了拓跋民族的灵魂,静默的石窟便闪耀起与地同生,与日同华的光辉。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20窟的露天大佛,就是早期洞窟的典型代表。13.8米高的主像,身躯健硕,挺拔雄伟,佛像会意的笑容是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君临天下的气度,也是佛祖普渡众生的博爱。这尊中外文化碰撞的艺术结晶,被游客亲切的称之为“云冈的外交大臣”。

  中期的孝文帝时期,北魏王朝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云冈的雕刻随之进入了极盛,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云冈石窟大窟大像。到孝文帝迁都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这个时期即云冈中期石窟,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当我们置身其中,欣赏着尊尊雕像,听着仙乐飘飘,悟着无因佛界,敬畏那个游牧民族海纳百川气度的同时,身心的尘渍也于刹那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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