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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三变:曾国藩领导力的成长轨迹

创建日期:2021-10-08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成熟的地步。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的成长,经历了“一生三变”:

  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颐、程灏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

  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实际上是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曾国藩是北京为官的时候,信奉的是理学,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我们今天看来,理学对他人生的方向与事业的追求起到了基础性的影响。为什么学理学?学佛是为了成佛,修道是为了成仙,用二程的话说,学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

  所以曾国藩一生就是以“做圣贤”为自己的个人目标与追求。这就像一个人发了个大愿一样,一定要做圣贤。学做圣贤是他基本的人生驱动力。没有做圣贤的追求,就不会有后来的曾国藩。
 

  理学对他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卫道”,保卫孔子的道统,保卫孔子的价值体系。真正的儒生都会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传承孔子以来的道统的意识,即所谓的“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恰恰太平天国信仰的是天主教,并以天主教来打击孔子的文化地位,所到之处都是烧孔庙、烧诗书。

  孔子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是“万世师表”,太平天国的这种做法无疑激起了当时知识分子强烈的仇恨。他们认为太平天国要毁掉几千年中国的人伦传统,孔孟在九泉之下痛哭,所以一定把要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曾国藩聪明的地方在哪里?他出来镇压起义,打的旗号不是简单的忠君,而是“卫道”这样一来就把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从军事和政治的层面,提升到了文化和价值的层面,变成了一种价值观的对决,而价值观是无可置疑的。

  这就吸引了一大批仇恨太平天国的读书人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这些人是有一种狂热性,有一种使命感。这也就使得湘军变成了蒋百里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有思想、有旗号、有灵魂、有愿景。所以我们今天看,湘军是一支理念型的团队,这也是曾国藩能够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这显然是儒家思想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的追求,有很多很正面的东西。但是,儒家也有它的局限性。

  儒家最大的局限是什么?你读《论语》也好,读《孟子》也好,读程朱也好,你会发现这些圣贤,反过来覆过去,就是在讲一个问题:伦理道德。道德的原则从来是完美的,但是现实的世界从来都是不完美的。

  所以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是持论太高,却不接地气,“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把事情做成。

  曾国藩在北京做京官的时候,讲讲仁义道德就可以做到高官,但是出来带兵,就必须要跟社会上最现实、最基层的人打交道,他必须回到现实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

  申韩就是法家。法家和儒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法家对儒家的理念其实是一种颠覆。

  我们读诸子百家,包括各家的管理著作,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各家的观念往往是矛盾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就必然就会采取不同的管理手段,从而形成不同的管理偏好和管理理念。

  儒家最大的特点,是相信人性的本质是善的,相信人有向善的可能。它强调的是人性的理想的一面。法家相信的则是人性本恶,相信人有求利的本性。它强调的是人性现实的一面。

  韩非子曾经挑战过儒家,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车的工匠做了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做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

  这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行为。这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利益”两个字,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人性,就无法对人进行基本的激励。

  所以儒家强调的是“义”,法家强调的是“利”。法家与儒家还有一个不同,儒家强调的是“德”,法家强调的是“力”。

  儒家对道德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去,草就会往哪边倒。道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儒家相信道德就是力量。

  法家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法家相信的是权势,相信的是实力。如果说儒家相信“德生力”,道德就是力量,法家正好相反,相信的是“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所谓的“力强则人朝,力强则朝于人”。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是没有真正可以靠得住的东西的。

  法家与儒家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儒家强调的是“和”,法家强调的是“争”。

  儒家相信人是向善的,因而对人的良性互动抱有乐观的期望,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

  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儒家讲的是道义,法家讲的是利益;儒家讲的是道德,法家讲的是实力;儒家讲的是和谐,法家讲的是争夺。

  与儒家相比,法家的特点是非常冷酷,但非常现实。法家把儒家那些温情脉脉的东西全部给你撕开,让你看到人性和社会的另一个层面。

  在中国社会中,纯粹的书生是成不了事情的,书生最大的问题是有情怀,但是不接地气。纯粹的土匪也是成不了事情的,土匪的问题是接地气,但没有情怀。真正能成事的,是接地气的书生。

  可以说,法家使得曾国藩从一名书生,变成了一个现实世界的管理者。法家使得曾国藩对人和社会的现实的一面有了清醒的认识。

  他依然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理想化,不再是理想主义,而是变成了现实中可以实现的理想。这是曾国藩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局限。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争,一定会不断地陷入人际关系上的冲突,陷入敌意与对抗,而人际关系一塌糊涂的人最终一定是要失败的。

  曾国藩为什么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法家的刚强、霸道、蛮横、自以为是,起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最终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跌到了他人生的低谷。

  人生的挫败一度使曾国藩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明明自己尽心尽力,一心一意想做事,官场中所有的人却都在排挤他,甚至连皇帝都抛弃了他。他陷到极度的委屈之中不可自拔。

  正在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朋友欧阳兆熊跟他说了一段话:“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一下子把他点醒了。

  岐黄,就是中医。黄老,就是道家。欧阳兆熊的意思是:你身体不好,我可以帮你开些药帮你开些帮你调理。但你的问题不在于你的身体,而在于你的心态。为什么这几年你做事这么不顺?你太霸道,太蛮横,太强势,太盛气凌人,太自以为是。你要知道,你想做成事,一定要先会做人。做不好人,一定做不成事。

  这段话就像当头棒喝一样,使他突然意识到,也许问题并不在别人,而在自己。他由此对自己此前的作为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反思,最后他终于意识到,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出在自己身上。

  在后来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时,他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如果一个人,“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人家不是”,他的为人处事是什么样的?霸道的、强势的、尖刻的、排斥的、自我中心的、盛气凌人的。

  如果一个人,“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他的为人处事是什么样的?柔软的、谦和的、低调的、合作的、温暖的、包容的。

  使得曾国藩变得“迥不相同”的,就是欧阳兆熊所说的“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黄老也就是道家。

  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是法家对儒家来说是一种颠覆,那么道家对法家来说就是一种纠正,把法家那些偏激的地方给拉了回来。

  道家与法家的一个不同,是法家强调的是“刚”,道家强调的是“柔”。用老子的话说,是“柔弱胜刚强”,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是“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是“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道家与法家的另一个不同,是法家强调的是“争”,道家强调的是“让”,是以舍为得,以退为进。是不争之争,才是大争。用老子的话来说,是“为而不争”,是“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知其雄,守其雌”。

  法家之弊是霸道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从过分的自我中心之中走出来。

  人天然地都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会把自己看得高,把别人看得低;把自己看得重,把别人看得轻。这是人性的本质。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然而领导行为的本质是处理“人”与“我”的关系。

  过于自我的人是无法使别人心甘情愿地追随与合作的。领导行为的失败,往往是由于过于自我导致的。领导力的突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勘破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通“人”“我”、融汇“人”“我”的过程,就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

  当一个走出自我的藩篱,心态、认知和待人处事的风格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它会使得人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别人,学会倾听,学会欣赏,学会包容,从而让更多、更优秀的人都愿意为自己所用,领导力也因此会达到真正成熟的境界。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曾国藩提出了一系列为人的基本原则,如:“自家的优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 别人的缺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 “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 “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 “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凡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 “舍己从人,大贤之量”;

  “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等等。

  道家所展现的是一种包容,是一种豁达,是一种从容,是一种恬淡,是一种灵活,是一种弹性,是一种圆融,是一种更高的领导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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