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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革命之子”和“革命弃儿”的人生宿命殊途同归

作者:桑宜川创建日期:2021-10-13

  在那个年代,我虽年少,在读小学三年级,但已目睹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席卷而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糊满了全国各大小城乡街道。

  还记得那些成都大中学生手执“红宝书”,胳膊上戴着红袖套,腰上系着军用皮带,胸前别着毛氏头像纪念章,条件好一点的还能穿上家里搞到的草绿色“军装”,这样的打扮叫做“标配”,到北京天安门前去留影,更是我们这一辈人少年时代的向往,当年流行的时尚语言叫做“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如今的年轻学子或许感到匪夷所思,犹如天方夜谭。上了岁数的40后和50后,如果在家里仔细“翻箱倒柜”,兴许还能寻找出这类斑驳泛黄的照片,每一张照片背后都能道出一段过来人的青涩芳华故事。

  老王说,时光荏苒,转眼已是半个世纪过去了。2019年5月19日,当年老照片中的六位同学相聚建川博物馆,按照当年在天安门城楼前合影时的位置拍了一张照片以示纪念。

  当年照片中一共8人,其中一人已与世长辞,一人缺席,剩下的人,岁月已经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沧桑印记。

  我从这张老照片中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芳华岁月的熟悉身影,真实而又自然,彷佛唤醒了那些曾经存在的历史记忆。谁能够想象到,在这张跨越半个世纪的老照片背后,现代中国又经历了多少血雨腥风的离乱与运动?不忘“文革”,反思历史,警钟长鸣,让我们的下一代孩子铭记那个年代发生的国家悲剧和个人悲剧,不再重演,乃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家庭之幸。

  老王照片中展现的时代场景,正是1966年8月到1967年3月的“大串连”时期,当时举国内乱,以大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外出,可以免费乘车和食宿,相互联络、交流斗争经验,谋划与宣传下一步的造反活动,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社会动员措施之一。

  当年我尚在成都望江楼小学念书,学校很快就停课了,也“闹革命”,无学可上,每天看到大街上成群结队的红卫兵,肩背军绿色挎包,臂戴红卫兵袖章,满怀激情地去城北火车站,踏上了大串联的风雨征途。

  回望历史,当年北京红卫兵头头聂元梓的“大字报”通过“二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披露后,北京八大院校及市属中学率先响应,受到“走资派”压抑的外地红卫兵造反派奔赴北京取经,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和求援。文革史料记载,7月29日到8月12日,约有3.6万个单位的71万人次进京。8月18日和8月31日,毛泽东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更加公开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与支持,也以其个人权威吸引着各地青年学生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渴望得到接见,并渴望带回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声音,煽动地方造反派夺权。

  随后在当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组织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校的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都必须腾出来开设接待站。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间互相声援,“造反是一家”,到处设立联络站,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破四旧”,砸烂一切,以期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当年的荒诞社会生态环境。

  当年的大串联从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地,逐渐过渡到向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长沙其它地方辐射分流。出现部分工人、干部离开岗位参加大串联,不少人乘此机会探亲访友、游山玩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客运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火车超载均达极限,限载100多人的绿皮火车车厢装载到200—300人,不仅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下、椅背上、过道里挤满了乘客,连厕所里和车顶上都塞满了人,这情景颇有点像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火车,车顶上坐满的人摔死活该不偿命。

  就在这样的运输窘况下,“步行大串连”也开始应运而生,参观革命圣地延安和井冈山的红卫兵蜂拥而至。据说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闭馆时间推迟到23点30分,其所辖17个接待站仅炊事员就有近千名,先后接待红卫兵100多万人,在当年国民经济尚不发达的时期,这样的免费吃“大锅饭”,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国库开支。

  还记得1967年初,我从成都到宜宾去探亲,铁路沿线就是这样一道人山人海的景观,那时也不用购票,随着人潮涌入成都北门火车站,但见南来北往的大串连学生挤满了站台,一群男女红卫兵守在栅栏门的两侧,一边呼喊各地串连的领队,一边查阅介绍信。几个身着绿军装、腰扎皮带、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生,突然拦在我的前面,为首的大声叫喊着:“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子女,一律不准上车!”另一个喊道:“你们向毛主席保证,仔细检查。黑五类子女要是混进来了,发现了就给我打。”当时听得我甚为惊恐不已,因为我就属于这类子女。

  那时的绿皮火车逢站必停,时速只有约50—60公里,从成都到宜宾,要行驶一整天,冬季二头见黑。到了宜宾,记得市区人民路旁有一幢市政府招待所,斜对面还有宜宾军分区后勤部的大院,两边都已开办了“流水席”,早中晚三顿饭免费敞开吃,在冬日的薄雾中,每天早晨,天麻麻亮,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就已摆在大门口,任君品尝,那时食品薄膜袋和餐巾纸尚未问世,大馒头是裹在一截废旧报纸里拿走的,如今已是匪夷所思之事。这里记述的宜宾文革点滴旧事其实只是一个时代缩影,那时全国各地皆然。

  就这样,大串连造成的革命氛围,使疯狂的红卫兵们脱离日常生活角色和行为规范,虚假的使命感与崇高感,刺激了红卫兵们的造反精神,近于亢奋,公检法已退场,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与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的预期相一致。这一举措,造成了国家正常运转秩序的全面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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