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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少数民族当权,清朝皇帝怎么看待元朝?

创建日期:2021-12-20

  元朝和清朝都是兴起于中原之外、之后统一中原和北方游牧区域的大一统王朝。清朝(后金)在兴起和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漠南蒙古是重要助手。早在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即对元朝历史有一定的了解。那么,清朝诸帝是如何看待元朝的呢?又如何将元朝历史用以清代国家治理?

  再次实现大一统 元朝上承宋朝,下启明朝,是继唐朝之后又一个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元明鼎替之后,明朝未能统一蒙古高原,北元政权在一段时间内同明朝并立,后来,北元政权逐步演变成为明人眼中的鞑靼部。鞑靼部之西为明人眼中的蒙古瓦剌部,瓦剌部是同鞑靼部并立的政治力量。明天启至崇祯年间,后金联合漠南蒙古部分封建主击败了黄金家族嫡系后裔林丹汗。崇祯八年,林丹汗子额哲投降后金,后金得到大元传国玉玺,漠南蒙古诸部基本为后金所统治。崇祯九年四月,皇太极以获得传国玉玺为契机,接受皇帝尊号,改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入关之后,清廷采取多种方式先后统一了中原和藩部地区,实现了大一统。康熙三十年,清朝组织漠南、漠北蒙古在多伦诺尔会盟,确立了对漠北蒙古的统治。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封青海蒙古诸部首领为亲王、贝勒和贝子,标志着清朝开始统治青海蒙古。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清朝统一新疆,原明瓦剌大部分地区和南疆地区为清朝所统治,清朝基本实现了大一统。

  作为大一统王朝,清朝在进行统一和处理朝贡时亦参照元朝历史。入关之初,便统一了清朝的北方直省地带,因此同西域有了直接的联系。西域诸部在得知清朝的声威之后,亦遣使赴北京朝贡贸易。顺治三年正月,顺治帝召见前往北京朝觐的吐鲁番、哈密卫各贡使,彼时,清廷在下谕给吐鲁番贡使时提到,“尔吐鲁番,原系元朝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受封此地,故明立国,隔绝二百八十余载,今幸而复合,岂非天乎”。在清朝看来,吐鲁番在元朝时即为成吉思汗后裔受封之地,在清初恢复同清朝的朝贡关系,可谓名正言顺。康熙六十年,诸王、群臣在请给康熙帝上尊号时提到:“三逆背恩,辄党连而蠢动,六师讨罪,遂次第以削平,收元季之流逋……”在彼时众人眼中,清朝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元朝的疆域。雍正七年,雍正帝在论及“封建制”和“郡县制”时提到:“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雍正帝强调元朝时实现了中原和“塞外”的一统,而清朝在疆域的统一上更是超越元朝。

  积极维护元朝的正统地位和形象 入关之后,清朝对元朝正统的维护,首先体现在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之中。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在帝王庙内祭祀元世祖,都有基于正统性的考虑。明朝祭祀元世祖是出于对元朝正统性的继承,即“洪武之去辽金而祀元世祖,犹有一统帝系之公”;而清朝在帝王庙内恢复元世祖祭祀,亦有正统性的考量。历代帝王庙创立于明初,改建于明中叶。嘉靖朝时,明蒙关系紧张,故明朝君臣迁怒于元朝,将元世祖忽必烈牌位从帝王庙中撤出,“世宗朝大虏频犯内地,上愤怒……帝王庙削元世祖之祀”,此后直到明朝灭亡,帝王庙内无元朝一席之地。 顺治元年清朝入关后,有以中华正统自居的决心和姿态,承袭了明朝的帝王庙祭祀体系,在帝王庙的祭祀上体现了对正统性的关注。顺治二年,清朝着手恢复元世祖在帝王庙中的地位。当年三月,礼部上奏提到:“当日宋之天下,辽金分统南北之天下也,今帝王庙祀,似不得独遗。”清朝在恢复对元世祖祭祀的同时,增加了辽金等非汉政权的皇帝,帝王庙中非汉属性日益增强。此后康熙至雍正朝时,帝王庙内又新增了诸多中国古代非汉民族所建立政权的君臣牌位,体现了清朝皇帝对中国古代汉人政权和非汉政权一视同仁的姿态。

  关于唐宋以来的王朝正统,元明清三朝君臣有不同看法。元朝是分修辽金元三史以避免独尊两宋摈斥辽金,而明朝虽尊崇宋朝,但亦无法否认辽金的地位,且在正统上强调对元朝的继承。到了清朝,清朝皇帝不仅需要面对同由女真人所建立金朝的正统问题,亦需面对同由非汉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元朝的正统问题。 元末明初人杨维桢所著《正统辨》一书认为元朝继承了宋朝的正统,而非辽金的正统。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发现四库全书馆馆臣在录入该书时,删除了原文。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针对此事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正统辨》以元继南宋正统的观点是公正的,原因便是南宋虽然称臣于金朝,但其继承了北宋的正统,故辽金不能取代南宋的正统性,“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认为虽然辽金统治北方,但正统依然属于两宋,故元朝灭亡南宋,是继承了正统。在乾隆帝看来,辽金不是正统,由宋至元为正统,既对元朝的正统性予以了确认,亦彰显了宋、元、明、清四朝正统的一脉相承。

  此后,乾隆帝命四库全书馆馆臣增补了该文。 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清朝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既对涉及后金和清朝历史的书籍进行删改,亦对辽金元三朝史书进行校核。乾隆帝命校核辽金元三朝书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满洲人先祖金朝女真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亦是为了给元朝正名,替清代蒙古人维护元朝的形象。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帝下谕提到明朝所修《元史》存在的问题,“以汉字译蒙古文,间有语音不合处……污蔑蒙古之语,亦不一而足,不可不为之湔雪”。乾隆帝命校正和修改《元史》,一方面源于是音译不准,另一方面则是认为文中多有贬低蒙古和元朝之处。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帝认为《通鉴辑览》中亦有涉及元朝和蒙古的不当用词,提到“见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尤为鄙陋可笑”,批判该书在人名翻译上的“夹带私货”和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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